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倡导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理念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防止两极分化应该贯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重新学习毛泽东关于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十分必要。
一、防止两极分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执政目标是最大限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防止贫富差距拉大尤其是防止两极分化始终是党的政策的重要关注点。全面小康的政策目标本身就内含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导向。
（一）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在建成全面小康过程中必须防止两极分化
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不是别的小康，是社会主义的全面小康，这是与资本主义小康和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下小康的本质区别。这就决定了全面小康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对此，邓小平曾讲，“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1]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就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普遍提高的社会发展过程。
追求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这样，全面小康必须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
（二）全面小康的全面性决定了我们追求的是多领域均衡协同发展、不分地域、不让一个人掉队、不断发展的小康社会
全面小康，核心就在全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逻辑结构来看，“四个全面”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和战略举措，突出体现了发展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其着重点和着眼点都在全面上。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的，其他“三个全面”是手段。对于“四个全面”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2]也就是说，“四个全面”的总和是战略总体的全面，其中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各个“全面”又都有自己的目标、重点和途径。“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3]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是“一鸟”，是“一车”，“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组织保障。正是因为有了“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的要求，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其他“三个全面”。
二是从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把“全面”确定为“小康社会”的核心目标要求是历史的必然，是我们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的过程中，对小康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小康实践不断拓展，从而推动小康目标不断升级的必然结果。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使用了“小康”概念，并提出了在20世纪末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并将它称为“新概念”：“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1]从此以后，对小康社会的理解，突破了描述生活水平的界限，小康社会成为一个更加具有理论内涵的描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体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概念。
党的十二大正式引用了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按《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指标测算，到1999年我国总体已走完温饱阶段94.6%的路程，2001年我国人均GDP突破900美元，实现了总体小康的目标。但是，总体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就是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人均水平还比较低。所谓不全面，就是当时的小康基本上还处于生存性消费的满足，而发展性消费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环境质量还有待提高。所谓发展很不平衡，是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距不小。
要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超越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小康阶段，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然升级为全面小康。在总体小康实现后，全面小康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目标。进入21世纪，随着总体小康的实现，我国的小康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由实现总体小康升级到建设全面小康的阶段。
在这种形势下，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作出具体的战略部署。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1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巨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在总结10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战略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无论在认识上还是行动上都更加自觉。由20世纪末的总体小康到21世纪头10年的全面建设小康再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小康目标要求也由不均衡、不全面到比较均衡比较全面再到完全均衡和真正的全面，小康目标体系不断升级，如果说总体小康是1.0版（1979-2000），那么本世纪头10年的小康目标就是2.0版（2001-2010），第二个10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小康是3.0版（2011-2020）。可见，全面小康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在建设小康的实践中，遵循认识逻辑和实践逻辑，对小康目标进行不断探索和升级的必然结果。
三是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来看，会议所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尤其是其中的“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理念正是强调了“全面”的精神实质，并将这种精神贯彻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这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也就是实现发展的“全面”问题。
这一点从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可以看到。大家一致认为，建议稿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决策部署，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建议稿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建议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和重要举措，对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可以说，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就是针对这些年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些“不全面”发力的。无论是“新发展理念”的确定，还是“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的要求，都明确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在于“全面”，这个“全面”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从领域来看，“全面”首先表现在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具体来说，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全面小康；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的全面小康；是“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全面小康，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全面小康，领域的全面性集中体现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第二，从区域来看，全面小康的“全面”体现在到2020年全国各个地区都要迈入小康社会，不是一部分地区进入小康社会，而其他地区还处在贫困状态。尽管这个过程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但是，在整个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情况下，通过产业接替、结构转型升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小，所有地区按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三，从人群来看，“全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它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
概括起来，就是各领域全面发展、各地区全面发展、各人群全面发展，消除各行业、各区域、各个人群之间的发展差距，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小康社会的人本性决定了全面小康必须以人为本、全面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和实际利益
全面小康是以人为本的小康，以人为本是小康社会的核心理念、本质要求和重要保证。其根本目的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全面小康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4]习近平说：“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建设美丽中国。”[5]这些论述都是对全面小康人本性的突出强调。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的全面发展视为全面小康的价值目标，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穿于全面小康建设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推进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共同提高。具体来说，一是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二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三是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四是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也就是在物质生活、精神文化和自然生态等方面，全面发展，共有共享，不断缩小现有差距，防止出现两极分化。
（四）小康社会的均衡性决定了全面小康必须不断缩小行业、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全面小康是均衡发展的小康，是社会各个领域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整体推进，是不同区域、行业和人群的均衡发展。由于我国各地区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存在着极大差别，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加之我们是在非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总体小康目标的，而依靠非均衡发展实现的总体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仅仅是温饱有余，解决了衣食问题，在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东西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要建成全面小康，我们的发展战略必须从原来的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着重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改变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其着眼点就在于消除局部贫困、少数贫困，在使贫困人口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进而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使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实现均衡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反映了中国最广大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之，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是全面小康的全面性、人本性和均衡性，决定了全面小康是惠及最广大人民的、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小康，防止两极分化是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因如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小康社会建设中要防止出现贫富不均、贫富差距，要防止两极分化，不能出现两极分化。他指出：“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6]“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他把“消除两极分化”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把握。
可见，在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构想中，根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的目的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来激发各阶层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但必须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小康是不能容忍两极分化存在的，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那就意味着我们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二、防止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经过21世纪头10年的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区域差距很大，东部地区为88.0%，中部地区77.7%，西部地区71.4%，东北地区82.3%。从10年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来看，东部地区增幅最高，提高23.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次之，提高22.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再次之，提高22.0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最低，提高18.2个百分点。同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
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差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两极分化”？目前是否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对这个问题，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贫富差距，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但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
这种观点认为：“两极分化具有特定的内涵，即少数一部分人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并作为统治生产者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无偿占有别人创造的剩余劳动；同时，广大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从而形成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和积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向多数人集中和积累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收人差距扩大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如果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话，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说明收入差距比较合理，数值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过大，0.6被定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表明已经出现两极分化。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据世界银行的测算，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67。这两组数据都告诉我们，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总体上处于合理差距向过大差距过渡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收入差距，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伴生现象，而不是以牺牲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利益，降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收入为代价的。因此，这种差距是相对差距而不是绝对差距，在本质上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一致的。”[7]
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这种结论一般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实证性研究得出的。比如，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就认为中国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已连续10年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自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变化巨大，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此前被国际上认为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2000年达到0.417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此后一直居高不下，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58，2008年高达0.469，近两年持续攀升，实际已超过了0.5。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周边国家。基尼系数的迅速扩大，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加速扩大趋势。”“财富集中度急剧上升。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大约为36%-37%，最低收入的20%人口约占7%-8%。到1995年，中国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达47.5%，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则仅为5.5%，中国最上层20%家庭收入是最下层20%家庭收入的8.49倍。到1997年，中国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上升到50.4%，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则下降到4.06%，最富裕的2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之比达到12.41。2005年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总收入或总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总收入或总消费的份额高达50%。另外，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最新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8]100
持此观点的人普遍认为，我国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全社会形成了一个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形结构，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9]
到底有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应该允许争鸣。
两极分化是收入差距扩大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我们认为，现阶段虽然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但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贫富差距的拉大。因为，收人差距或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也就是现实中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趋势和可能。
邓小平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两极分化会自然出现。1997年他石破天惊地做出了一个论断：“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6]这个结论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发展历程的敏锐观察，也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科学预测，同时也是对中国未来决策的一种警醒。
所以，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贫富差距问题，不断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一再指出：“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6]“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6]“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
我们党在实践中也始终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0]
三、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要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让广大人民都从革命和社会发展中得到好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以及毛泽东和所有共产党人的理想。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这两种有损社会公平的现象，都是社会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一）要防止两极分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保证。
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多次强调，共同富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1955年7月，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11]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扩大会议上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贪困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指军、烈、工、干四属———笔者注）、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12]
为此，他主张要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1]他还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强调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3]
可见，毛泽东是把两极分化问题置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中国就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
毛泽东是从马克思关于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这两极的共生角度来看待两极分化现象的。其理论假设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定会出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这种现象就是两极分化。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两极分化则是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结论成为毛泽东观察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论。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他发现：“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11]
（二）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本途径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国家不富又不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11]“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11]为了迅速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消除贫穷，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并指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在党大的八大上，他明确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14]
（三）必须从所有制层面上消除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
毛泽东认为，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只有从分析经济关系入手，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而在经济关系中，最根本的是所有制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构所有制基础，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
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毛泽东在点出问题的实质之后，接着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1]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15]
毛泽东上述论述含有深刻的内涵。他认为，如果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仅两极分化消除不了，而且在中国资本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内外夹攻下，中国也不会富强起来。所以，毛泽东进一步论证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15]
（四）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但又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毛泽东考虑经济问题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据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中国只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劳动者都是平等的生产资料所有者。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得人们向社会提供的，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同时，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不可能不劳而获，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从社会领得消费品。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充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的程度，因而消费品还不可能按照劳动者的实际需要进行分配。劳动还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条件下，要以劳动为尺度来分配个人消费品。也就是说，劳动者获得消费品的多少，不是根据他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与他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成比例。这是同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不同之处。
在强调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毛泽东还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按劳分配，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不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每一个人只能按照自己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获取消费品，排除了剥削，这是平等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劳动能力不一样，存在着体力、智力、学力以及劳动熟练程度的不同，再加上每个人赡养的人口的差异，如果按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肯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还是不平等的。
由此看来，按劳分配原则确实存在形式上平等掩盖着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认为如果只讲按劳分配，人们由于先天条件、家庭负担的差别，久而久之难免两极分化。他一度主张取消薪金制、恢复供给制，提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16]
（五）全国一盘棋，推动区域平衡协调发展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改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这一不合理的状况，防止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提出要做到“全国一盘棋”，实现均衡发展，在生产力的布局上实施均衡发展的战略方针。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最早提出“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把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内地，其实质是内地（主要是西部）重点开发，其目的是缩小内陆与沿海的差距。“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4]“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14]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毛泽东指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7]使二者保持适当的比例。
为促进沿海与内地的平衡发展，毛泽东亲自制定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实施区域投资倾斜政策来平衡分布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实现区域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一五”计划（1953-1957年）的制定和实施，充分体现了这一战略。
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内地的经济发展，改善了沿海与内地严重失衡的工业布局，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从新中国成立起至1978年的30年间，以现价计算，国民经济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比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已缩小到200元左右。”[18]
（六）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是两极分化的反面。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杜绝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必须实现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
共同富裕包括社会各阶级，包括社会所有成员，“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11]“对地主，在一定时期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改变成分后才可恢复公民权，加入合作社，那时就不叫地主而叫农民。对地主来说，这事实上是解放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总共三千万人，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11]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11]
（七）反对两极分化并不是要绝对平均
虽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有时过分强调分配上的平均，但是，从理论上来看毛泽东绝对不是平均主义者。从红军时代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经常批判绝对平均主义，认为这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所以，在毛泽东那里，反对两极分化并不是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
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针对部分人的错误认识，毛泽东指出：“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20]毛泽东对于各种“共产风”也一直持批评的态度。1959年，他在《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就指出，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的所谓平均主义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十分不对的。在对待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的问题上，毛泽东运用辩证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他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20]毛泽东对当时社会建设中出现的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两种社会现象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为反对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提出了一些具体原则，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挖掘的宝贵思想资源。
（八）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牢固树立群众观念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为本，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员一切言行的最高准绳。“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21]“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22]
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就要实现和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想问题、办事情时，都要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实践人民群众的利益，使人民从贫穷落后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走向共同富裕的生活。
毛泽东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2]广大干部要有“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对人民负责的意识。杜绝以权谋私的犯罪勾当、阻遏“率先致富”的可耻行为。
（九）重视理想信念和精神因素在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中的作用
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制度因素，主要指经济运行制度，包括财产所有制和财富分配制度；二是人的因素，主要指经济人的自私本性。
在毛泽东看来，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弘扬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高尚精神是克服自私自利的念头、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精神支撑，是人民以主人翁态度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获取和奉献关系的精神动力。所以，毛泽东非常强调社会主义集体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倡导大公无私，强调思想政治功工作的作用，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尤其是这样。”[11]“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4]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23]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提出要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使人们超越由于按劳分配形成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应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巩固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提高工资”。[23]他还强调：“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这话是对党内讲，对先进分子讲的。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写文章要多少稿费，钱多了，物质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24]“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4]针对少数人争名誉，争地位，比吃穿等，毛泽东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4]
毛泽东认为，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就会“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就会导致人民追逐物质利益，从而产生两极分化。“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3]
（十）反对特权，防止权力腐败，杜绝各种非法致富
所谓干部特权，是指某些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权力腐败与非法致富是孪生的。反对特权，是毛泽东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
建国以后，毛泽东经常警告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发薪水都要分等级，分将、校、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党内不少领导干部享受着卫生、文艺、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好处，自觉高人一等。
毛泽东认为，干部特权产生的现实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拥有权力的人群获取大大多于普通群众的利益，这样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干部将不可避免地从拥有特权发展到剥削工人、农民，最终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达到消除干部特权，毛泽东从分配制度和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两方面着手解决问题。在分配制度上，毛泽东强调反对干部高薪制，主张缩小收入差距。他明确表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16]
建国后，毛泽东提倡实行干部低薪、节俭保廉制度，因为他认为高薪、特权进而生活奢侈是干部腐败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并多次批评有些党员干部争名誉、争地位、比薪水、比吃穿、比享受的错误思想，要求党员干部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4]针对建国后一些党员干部执政后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打击、以权谋私、搞腐败的现象，毛泽东主张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并及时开展始终坚持了反贪污腐败的斗争。
四、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的当代启示
防止两极分化是贯串小康社会全过程的一项根本任务。如上所述，毛泽东关于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它必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防止两极分化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对于目前的防止两极分化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据初步梳理，我们可以归结为十大启示。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途径。
在毛泽东那里，所谓的两极分化，与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同义词，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就等于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对两极分化的根本判断是在中国道路的选择这个层面作出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认识是一样的。邓小平曾经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他甚至认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引领着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既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又成功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形成了西方学术界称为“北京共识”的区别于“华盛顿共识”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尽管目前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党的十八大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10]党的十八大号召大家要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新的实践中，防止两极分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未来的途径。
第二，大力发展生产力是防止两极分化的物质基础。
要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0]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不发展生产力、不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就难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
毛泽东历来是从所有制的角度看两极分化问题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的出现，只有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个根本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一直高度警惕所有制方面的变化，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对包产到户的态度。邓小平也说过：“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改革开放以来，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探索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党的十八大重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10]在这一所有制结构政策的指导下，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经济制度基础，但问题在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内在趋势还是存在的。所以防止这种趋势转变为现实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毫不动摇地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彻底消除两极分化现象，又不能听任贫富差距扩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展。
根据毛泽东观点的启示，我们的现实选择有两方面。一方面必须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始终处于辅助地位，以此为基础把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杜绝其蔓延到全社会。因为，如果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贫富差距现象必然扩大到全社会，社会矛盾势必激化，社会稳定的局势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尤其要注意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保障非公有经济中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两条是根本性的措施，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所谓私有化主张和限制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第四，坚持按劳分配在分配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探索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特点，决定了分配结构的多元化样态。党的十八大重申：“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0]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只要是坚持了按劳分配在分配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就为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奠定了分配制度基础。又由于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经济还必须鼓励和支持，所以，其他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也是必然的，但必须是居于辅助的地位。
第五，区域均衡发展是防止两极分化出现的空间战略安排。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10]
第六，追求共同富裕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必然要求。
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毛泽东的思想，也是邓小平的观点。共同富裕是两极分化的反面。防止两极分化必然追求共同富裕。但是，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呢？怎么样去追求共同富裕呢？这里的本质分歧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是什么。
按照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解，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分配领域的概念，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本质的经济关系，其制度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0]十八大报告把共同富裕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高度来认识，并且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前提来论述。
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前提来谈共同富裕问题，把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成是共同富裕，这也是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人的一个思想认识根源，他们离开社会主义所有制来谈共同富裕问题，看到的只是国家的分配政策，而看不到背后的剥削实质。于是他们就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福利主义看作共同富裕的典型。正是据此，他们喊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没有认识到，北欧国家搞“福利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目的，是资产阶级缓和阶级矛盾进而巩固自己统治地位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而已。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是公有制，要从根本上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
第七，追求绝对平均主义是防止两极分化的错误认识。
平均主义天然不是分化主义，平均就不是两极分化。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就走向了平均主义尤其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予以坚决反对的观点。况且那会背离了我们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导致的结果必定是共同贫穷。“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极其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失误甚至错误。但是，我们也知道，从全局看，从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从毛泽东革命和建设的整体实践看，毛泽东是极力反对平均主义尤其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就这种主张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虽然有这种思潮存在，但始终处于非主流地位。一些被称为“老左派”的人物，以反对两极分化的名义，极力主张回到“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那种社会氛围中去，这种思想在民间也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引起社会底层群众的共鸣，时下暗流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种思潮的一种回应。这些我们必须予以时刻警惕。不能因为防止两极分化而使平均主义回潮。
第八，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基础。
推动经济发展是党的中心工作，是第一要务，但我们的发展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对于人民的需要来讲，发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的标准是要看为谁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谁。树立为人民而发展的发展观就为防止两极分化奠定了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
第九，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弘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防止两极分化的精神动力。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挥精神、道德的力量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大力提倡援助、带动、赞助高尚行为。市场竞争无情人有情，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这种精神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可以影响分配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重要性，他把理想信念比喻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得“软骨病”，一到关键时刻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在分配领域，只讲物质激励，不讲思想政治工作；只讲个人利益，不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此以往，形成一种惯性，“一切向钱看”，把个人获得物质利益看作人生的根本目的，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后果会是十分严重的。
第十，坚决反对特权，建立和完善法制体系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机制保障。
当代中国的贫富分化，不完全是市场化作用的结果，法制不健全、执行不力、维权成本太高、对各种非法致富的手段制裁不力等都对贫富分化起直接或间接作用。为此，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落实预防反腐败条例等等，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逐步实现官民平等、城乡平等、公平竞争、和谐发展。应当说，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强力反腐在这个方面起到了强烈的震撼和推动作用，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深刻总结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新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必将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并将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提供新的制度遵循，也必将在反对特权、推动法制体系建设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这就从体制和机制方面为防止两极分化提供了长效性的保障。